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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刻!最高法“亮剑”证券法律审判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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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深度、实用的财经资讯都在这里一次涉及资本市场诸多法律疑难问题的司法突破来了!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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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涉及资本行业众多法律疑难问题的司法突破来了!

2019年11月14日股票配资是对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其中很多内容与资本行业息息相关,解决了现在资本行业监管部门急需明确的场外配资、上市公司对外贷款、对赌协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重要司法原因。《纪要》作为统一裁判问题,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的重磅文件,法律界专家称之为民商事法的“重磅炸弹”。

重点提要

1. 场外配资合同能否有效?

——场外配资公司跟投资者的贷款协议是无效的、不能要求利息、不能分享收益。

2.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是否合理?

——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公布的相关决议信息达成的贷款协议有效,未见公告则协议无效。

3. 证券虚假表述诉讼

——审理原则创新,试点“代表人诉讼”。

4. 与目标公司对赌是否合理?

——不再认定这些对赌协议当然无效,具体审批两类条件。

5. 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

——“史里更严销售规定”。

6. 让与担保

——融资融券等品牌已实质适用了给与担保制度,本次从法律层面弥补了政策弊病。

7. 民商事审判支持证券行政管理

——法院审判时,将充分理解证券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交易规则等。

8. 信托资管等金融创新

——资管产品保底或者刚兑条款一律无效;2020年底前还认同通道业务效力。

场外配资

1. 除依法获得投资融券资格的期货公司与用户参与的注资融券业务外,对其它任何单位以及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2.场外配资合同被确定无效后,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承诺,请求用资人向其垫付约定的本息和成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 配资方依场外配资合同的承诺,请求分享用资人因使用配资所造成的成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 用资人以其因选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

最高法院2019年6月20日发布的《关于为成立科创板并推行注册制改革提供法律保证的若干看法》第12条已经确定要求,对已获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汤欣表示,原来各地法院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判定不一,导致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规定到位之后,预计能持续下降配资方的成本跟责任,从而实质性减少场外配资的问题。这与银行管理部门打击场外配资形成了合力。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1.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宜,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对于授权的基础跟来源。

2. 法定代表人私自授权允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此时,合同效力的界定方式为:债权人是善意的则协议有效,反之则合同无效。

何为善意?

在提供关联担保的状况下,债权人应当提供证言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对高管(大)会决议进行了审议,决议的议案程序遵循《公司法》第16条的要求,即在排除被贷款股东表决权后,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它董事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在提供非关联担保的状况下,只要债权人能够说明其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章程细则的董事会决议或者董事(大)会决议进行了审议,同意决议的总额及签字人员依照公司章程的要求,就必须判定其构成善意。

3. 针对上市公司专门要求(第22条),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公布的对于贷款事宜现在董事会或者董事会议决议通过的信息达成的抵押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解读:

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严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是资本行业的一大“毒瘤”。该条例为治理上市公司对外非法担保乱象提供了有力支撑。

汤欣表示,违规担保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是,一些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利用贷款向集团董事、实控人输送利益的状况,属于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判断违规、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要综合平衡债权人(担保权人)和上市公司(担保人)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能严格追究支配上市公司从事非法担保行为的监事、高管、控股董事或实控人的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诉讼

虚假表述诉讼是目前银行民事诉讼里最多的一类,《纪要》对此类案件宣判有很多完善。

1. 在诉讼审理过程中,对于想要利用任何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的弊端,要充分发挥专家证人的意义。

2. 试点“代表人诉讼”审理原则: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选取个案以《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进行调解,逐步展开试点工作。

解读:

汤欣表示,本个别主要看点在于最高法院开始思考证券虛假陈述案件宣判方式创新,激活民诉法第54条。以往民诉法第54条规定的“起诉时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基本没有实践,原因之一源于此种诉讼在上诉范围界定、投资者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执行款发放等详细工作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管理工作量较大,未来法院有望获得管理软件在信息技术审判辅助平台和行业基础设施方面更大力度的配合,有必然激活此种代表人诉讼。另一方面,监管机构还在引领具有美国传统的银行集体诉讼机制的发展,未来的详细机制设计跟效果尚待分析。

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朱奕奕律师则表示,《纪要》第83条对代表人的履职作出确定:在当事人无法合意选定代表人的状况下,法院能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一定程度上无法解决过往代表人选择的难点。

3. 揭露日跟更正日的判定:原则上股票配资是对赌,只要交易行业对管理部门受理调查、权威媒体刊登的揭示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显著的反应,对一方主张市场早已知悉虚假表述的追偿,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

解读:

揭露日跟更正日的确认,直接涉及适当原告范围,该日期相当重要。本次《纪要》一定程度上将监督部委立案调查日列入揭露日的界定范围。

朱奕奕律师声称,此前,一些法官指出,由于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中不会明确提出上市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的详细内容,因而这种法院并不会将证监会的结案调查日对于夸大陈述揭露日。针对这些一发现案件通知就逐渐抛售的投资者,因在传统的外媒报导日之前早已卖出,法院便不会将其列为具备索赔资格的投资者。《纪要》将原先被一些法院排除在外的投资者纳入维护范围,既有利于统一法院的裁判,也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赌协议

《纪要》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缘由的状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份减持或者金钱赔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应当遵循《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控股增持的强制性规定。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刑事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赔偿义务的,应当遵循《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成本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议。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以及虽然成本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鼓励其案件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根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解读:

“对赌协议”是创投市场的一种惯常做法。对赌主体有两种——与股东以及实际掌控人对赌、与目标公司对赌。此前,实践中认同“与股东以及实际掌控人对赌”有效,但“与目标公司对赌”的效力存在分歧。《纪要》回应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对赌效力,区分协议效力与合同履行,不再认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当然无效。

朱奕奕律师表示,《纪要》兼顾了债权融资中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成本等危害,既有利于保护投资创业,也能提高资本行业投融资方式的变革;有利于规范”对赌协议“行为,明确市场主体预期,并对未来创投及基金股份投资市场的实践方法出现重大阻碍。

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纠纷

1. 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选购金融产品过程中受到损失的,金融消费者既可以请求发行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还可以按照《民法总则》第167条的要求,请求二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实施举证责任倒置,金融消费者对购买品牌(或者接受服务)、遭受的代价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应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承当举证责任。

3. 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标准是:综合理性人无法解释的理智标准跟金融消费者能够解释的主观标准来确认卖方机构是否即将履行了确认表明义务。简单手写“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亏损风险”不能免责。

解读:

这条对卖方机构跟老百姓影响最大,被业界称为“史里更严销售规定”。有业内人士认为,以后,卖方机构在适当性管理上,要作更多太细的工作。要做好录音录像留痕,要充分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尤其如产品最坏能坏去哪个程度,会不会把本金亏完等,要通俗易懂地让投资者说明白。

让与担保制度

让与担保以所有权转移来建立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已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商事惯例,但现行《物权法》、《担保法》未要求该政策。《纪要》从实践出发,明确要求了给与担保制度。

《纪要》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协议,约定将财产模式上出售到债务人名下,债务人到期偿还外债,债权人将该家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借款股票配资,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解读:

虽然让与担保制度在学界被称为“虚伪表示”、“违反民法法定主义”“、“交易里的私生子”,但其在实践中带有手续简便、成本低等特点,越来越被广泛适用。我国资本行业设计投资融券等品牌时尚未实质适用了给与借款,《纪要》上述要求确立了法律裁量基础,弥补了机制弊端。

民商事审判支持证券行政管理

《纪要》第30条,列举认定涉及金融健康、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特许经营、交易场所等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则协议无效。

第31条规定,违反法规通常状况下不妨碍合同效力,但该法规的内容涵盖金融健康、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第73条,在确认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时,相关部委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推荐、销售,以及为信贷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做出的管控规定,与司法和工信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的细则不相违背的,可以依照适用。

解读: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7月3日在全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发言表示,要充分理解管理条例和交易规则,依法支持管理机构有效行使监督职责。要合理解决管理制度差异让民商事审判产生的挑战,加强与管理部门的协同配合,协力解决重大风险。

业内人士声称,司法审判更加信任银行管理条例,同时对证监会及相关自律组织的规章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规定。

金融创新:营业信托纠纷

1. 在证券到期后,劣后级受益人负有对优先级受益人从债券财产得到利益与其融资本金及承诺收益之间的全额承担补足义务。

2. 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监管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收益、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

解读:

此条虽然对于私募,而是与整个资管行业有关,保底或者刚兑条款,不管形式能够(如抽屉协议)一律无效。

3. 通道业务的效力:将过渡期设置为截至2020年底,确保稳定过渡。在过渡期内,对通道业务中存在的借助信托通道掩盖风险,规避资金流向、资产类别、拨备款项和资本占用等管理条例,或者利用信托通道将表内资产虚假出表等证券销售,如果不存在其他无效缘由,一方以信托目的非法擅自为由请求确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

《纪要》与一行两会一局的大资管办法(《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保持政策一致,实行过渡期同步。但是2020年底以后,通道业务的效力就会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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