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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例场外配资案二审 “强平”引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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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上海市首例场外配资案在浦东法院第三次开庭。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投资人与配资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性质怎样定性,是委托理财还是民间借贷?同日,田某起诉福溪(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配资纠纷案也在浦东法院第二次开庭。

6月份之后股市异常变化导致不少配资客被强制平仓。如今,“强平”事件引起的坊间纠纷持续发酵。12月8日场外配资股票账户,上海市首例场外配资案在浦东法院第三次开庭。

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投资人与配资公司所签署的协议特性怎样界定,是委托理财还是民间贷款?在配资公司开展股票配资业务并未得到许可的状况下,配资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所签署的配资合同能否有效?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在强行平仓期间,投资人现在没有操作股票账户的权限股票配资,配资公司事后却称强制平仓是由恒生电子的HOMS系统自动执行的,甚至连法院也能够查询投资人被强经常的账户情况。

4倍杠杆入市遭强制平仓

原告宋先生称,2015年3月25日,宋先生和上诉鞠某、上海赏利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证券配资合作协议》和《风险管理协议》。5月20日,宋先生通过农行转账162万元至鞠某账户。鞠某配资600万元,并为宋先生在HOMS系统中开设账户63316244号供场外配资炒股,鞠某掌控账户密码。同年6月3日,鞠某在宋先生未超过亏损状态下被迫平仓。7月2日,鞠某在宋先生催促下收回69万余元,至今还有92万余元未归还。

宋先生因此将鞠某、上海赏利投资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驳回签订的《证券配资合作协议》、风险管控协议无效;判令两被告连带责任归还原告投资款922486元;判令两被告承担费用,以922486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3日至所有归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方声称,鞠某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与上诉签订书面合同的是赏利投资公司,与鞠某无关。其次,鞠某是职务行为,赏利投资公司、原告宋先生、鞠某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赏利投资公司帮助原告宋先生融资担保600万元,具体经费运作和股票购买由原告独立操作,账号和密码由原告掌握。原告自负盈亏,与上诉无关。原告为了获得投资贷款,仅向赏利公司交付12万元利息,应缴纳。根据合同承诺,原告操作过程中,存在成本,有必然引起上诉遭到财产损失。赏利投资公司不分担成本责任,原告资金非赏利投资公司、鞠某控制,被告也能够掌握,原告是实际操作人,交易平台非赏利投资公司所有,原告明知且接受,因此上诉此次诉讼没有依据。

宋先生称,股票账户被强行平仓之前,2015年6月3日最后一次操作,账户资产738万元。后来密码被更改,就不能看了,密码、账号由上诉掌控。但被告都称,账户、密码不是由其控制的,现在只能查实配资炒股的款项。而且,强制平仓也是HOMS平台自动进行的,并非被告下达的强平指令。被告仍称,HOMS无法提交账户明细,也不能肯定HOMS平台会接受法院查询。

浦东法院指出,本案的纠纷焦点是,合同性质能够,是委托理财还是民间贷款;合同效力,是否合理;合同项下是否发生损失,损失如何界定,损失由哪方承担;在股票交易状况不能查明的状态下,违约责任和负担应当怎样界定。

总体上看,原告方声称,他与上诉之间签署的是证券配资合作协定,不是借款合同,证券配资协议违背了证券监管要求,因此是无效合同。被告方则声称,双方法律关系不能仅仅根据签署的书面合同名称成为判定依据,应取决于履行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判断。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场外配资股票账户,被告并非提供600万元借款给上诉炒股,所以不承担成本。双方签署的合同内容也并没有违反宪法准许性要求,合同是双方真正含义的表达,自然需要遵循协议,承担后果。

场外配资清理余波未了

同日,田某起诉福溪(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配资纠纷案也在浦东法院第二次开庭。

2015年5月19日,原上诉双方签署《借款协议(股票)》约定:原告田某向上诉福溪(上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借款,由上诉提供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和股票子账号,将上诉出借的经费存入该股票子帐户,同时原告将保证金存入被告指定的证券帐户,被告将上诉支付的保证金转入该股票子账户并将该股票子账户的交易密码告知原告,原告用于买卖股票。双方仍承诺了当借款账户内的总资产达到“保证金*20%+配资金额时”,(配资金额即债权市值),即触发了“平仓线”,被告可以及时卖出原告账户内的股票。同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向上诉支付40万元保证金,被告向上诉提供200万元借款。2015年6月30日,被告在上诉账户内的总资产远低于平仓线的状况下,擅自将原告的股票卖出导致原告的很大代价。原告田某上诉要求裁定被告补偿原告负担共计38.4万余元等。

而被告福溪(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就要求了诉讼,称田某股票投资损失明显,不仅亏掉了自己的本金,还让福溪公司借给他的200万元本金也亏成了190万元左右。因此,福溪公司反诉要求田某赔偿10万余元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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